【将省外维权进行到底】 将婚姻进行到底

7月26日晚，曲靖市师宗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茂安风尘仆仆从宁波经上海返回昆明，尽管旅途劳顿，但让他感到高兴和欣慰的是，他又一次为农民工讨回了公道。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这究竟是他第几次赴省外为农民工维权。在记者的印象中，这样的维权之行至少已有六七次之多，让人惊叹和钦佩的是，每一次他都取得了成功。

第一次帮一个外县农民工

农民工李某受雇于浙江省宁波市一家劳务公司，被派遣到天津市静海县去干活。才工作的第二天，吊车在装吊电缆时，吊绳脱落，电缆从天而降，刚好砸在李某身上，导致李某腿部、盆骨和腰椎骨折。送去当地医院治疗，用人单位还算仁义，支付了前期的治疗费用10多万元。

然后后期治疗时，却是麻烦不断。

按照用人单位和劳务公司的协议，天津的用人单位需承担40%的责任，而宁波的劳务公司必须承担60%。用人单位既已承担了李某前期的治疗费用，他们认为剩下的后续治疗费用理当由劳务公司来承担。

李某的弟弟去宁波找劳务公司，要求公司实施后续治疗，可劳务公司要不就说老板不在，要不就说：“在哪儿出的事就去找哪儿要钱，不要来找我们。”李某的弟弟每次都落空而回。无奈之下，他只好从老家借了几千块钱，汇到天津解决哥哥的生活所需。

李某的老家在云南省丘北县，得知自家人在外面受伤，李某的父亲和岳父都很着急，他们相约从乡下来到丘北县城找律师，可是费用太高，请不起。

几经周折，他们打听到与丘北相邻的师宗县有一位最擅长处理这类事的工会主席，于是来到师宗，找到张茂安。

以前在外省务工受伤找张茂安帮忙的，确实都是师宗人，外县人找上门来，这还是第一次。不过，他考虑的不是地域关系，他担心的是人生地不熟又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维权的农民工的艰难处境。

他决定帮他们一把。

张茂安马上与天津市静海县总工会维权部取得联系，维权部立马派人到用人单位进行调查，然后把调查结果传真给了张茂安。

张茂安又联系了宁波市镇海区总工会维权部的陶部长，陶部长说：“天下工会是一家，我们会帮你们了解清楚，帮助农民工维权。”

摸清基本情况之后，张茂安决定前往宁波。李某的父亲和岳父坚持要与张茂安一同坐飞机去。张茂安耐心地告诉他们: “我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去的，飞机费用太高了，你们两个人可以提前两天坐火车，至少能省2千多块钱。”

但两人还是坚持与张茂安同机。到了宁波，张茂安马上与陶部长取得联系。陶部长带着张茂安去了宁波工业园区管委会，最终找到了劳务公司的老板。

老板照旧想推脱责任，张茂安告诉他：“你们签过劳务派遣合同，你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白纸黑字，你是推脱不了的。”老板说：“但我们又没有用他，他是半路上叫来的。”张茂安说：“你用没用他，有工友作证实，他到了天津，而且还干过活，这是事实。”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告知老板责无旁贷。经过几个小时的调解，劳务公司的老板还是答应给李某相应的赔偿。

张茂安根据多年的维权经验断定，李某的伤大致在7到8级，算下来的赔偿费当在10万元左右，可老板铁了心只给李某6万。而他的工作也只是负责协调，裁决必须要交给法庭。

如果不接受，那就意味着这起事件要通过漫长的法律程序，张茂安私下算了一笔账，李某各地奔波，要吃要喝，产生的费用不可细算，维权成本实在太高，即便最终拿到10万元，除去花销也就所剩无几了。走法律程序，他们耗不起。

在张茂安不懈的努力下，老板又给了5千元的路费补偿，合计65000元，并当场兑现。

直到此时，李某的父亲和岳父才告知与张茂安同机的原因：“我们生怕你临时改变主意不去了，哪知你说一不
二。”

电话遥控

去年3月，师宗县的一位老人四处打听找到了张茂安，对他说：“我儿子出事儿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找你。”

老人的儿子姓田，20多岁，带着老婆和孩子在广东东莞的一家五金厂打工。这天，田某像往常一样到工厂里做工，在机器上熟练地磨着铁皮。突然，机器失去控制，一块铁皮插进了田某的肝脏里。旁边的工友们马上闻声赶来，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抢救。

医生告诉田某和他的家人说，需要手术开刀把铁皮取出来才行。这下大家都吓坏了，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关键的是担心手术不成功或者手术后会有其他后遗症。田某当时拒绝了手术。

张茂安通过电话与田某取得联系，从田某口中得知，第一次手术已经做了，医生也明确查出铁皮在肝部的详细位置，但因为田某的害怕与担心，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治疗措施。

张茂安也拿不准，他在师宗咨询了几位医生朋友，得到的答案都是这个手术没有太大的问题，对以后的日常生活也不会有造成过多的困扰，肝脏也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可以放心接受进一步的手术。

张茂安在电话中解除了田某的忧虑，并告知他手术后如何进行工伤鉴定，如何进一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段时间，张茂安成了“电话控”，来来往往的交待，他总是不厌其烦。

在张茂安的热情帮助下，田某欣然地接受了手术，成功取出了肝脏里的铁皮。在这期间，张茂安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与田某沟通联系，询问病情恢复得如何。张茂安还多次与广东东莞总工会进行联系，把田某的情况告诉工会工作人员，两地工会积极配合，使得田某的维权之路走得更为顺畅。

手术后，按照医保补偿的相关条例，田某得到了用工单位的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等，总计为8万元左右。

拿到补助金的田某高兴地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了师宗县。一回到家乡，马上就找到张茂安，面对这个通过电话帮了自己大忙的恩人，田某一家热泪盈眶，激动地说：“要不是您的帮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这时候我还躺在病床上不能自理哩，更别说还拿到了补偿金。”张茂安提醒他们：“外出打工，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安全。”现在，田某的身体在手术后也康复得不错，没给他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顺路维权

今年5月，一名姓张的农民工打电话给张茂安，称自己和妻子在北京新城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前不久做工时不小心把脚崴了，在北京某医院住院治疗花费了2万多元。

可就在这个时候，包工头的工地要转移到河北邯郸，张某因脚伤行动不便，所以没能和大家一起过去，一名工友好心地留下来陪着照顾着夫妻俩。

张某说，包工头要走了，找他要点钱进行后续治疗，可包工头一推再推，要不就是找借口胡乱搪塞，现在吃饭的钱都是靠着在深圳打工的女儿汇过来，他希望张茂安能亲自到北京为他维权。

张茂安让他们先去劳动部门和信访部门反映情况，但张某摸不着什么门路，况且北京又那么大，这对他们来说可谓是困难重重。

张茂安决定通过电话先找到包工头，与他说理。

电话接通，包工头很不耐烦地说：“伤什么伤，这根本达不到伤残鉴定的等级，我已经出了2万块让他去医院住院治疗了，这还不行吗？难道我还要养他一辈子不成！”张茂安对包工头的蛮横已是见怪不怪了，他平心静气地说：“伤多大暂且不说，他在你这里做工的时间也不短，现在不小心把脚崴了，这也是谁都不愿意发生的事呀，这段时间的生活情况你也看见了，最起码的生活补助、善后补助和护理费你是该给他的，这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

巧的是5月下旬，张茂安参加完经审培训后要到东北考察，他想利用这个机会，顺路到北京处理此事。

包工头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带着张某的病历从邯郸来到了北京一起协商。张茂安接过张某的X光片一看，最多就是脱臼了，还达不到法律规定的伤残等级，但经过张茂安的努力协商，还是从包工头那里给张某争取到了生活补助费、误工费、后续治疗的费用等等，总共为2万多元。

花了2天处理完这事，他才追上早已远去的考察队
伍。

前不久，张某夫妻俩回到了师宗县，前来拜访了张茂安，说要给张茂安一千块的电话补助费，张茂安微笑着婉拒了，他怎么会要他们的钱，张茂安平静地说：“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帮助你们维护自身权益的，你们的权益得到保障了，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采访过程中，张茂安的电话又急切地响起来。师宗县一家企业5名改制下岗职工，因社保缴纳问题退不了休，打电话向他求助。这位善良、朴实而又热心的工会主席带着一身的疲惫，不愿做一丝停留，又将踏上新的维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