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国同性恋婚姻在所有州合法化

法院积极介入同性婚姻是否会适得其反很多支持同性婚姻进路的人担心法院一味强调平等保护同性婚姻会招来更多的反对，事实上这样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1996年在夏威夷州通过了州宪法修正案来应对法院的判决，同年，国会通过了《捍卫婚姻法案》，此法案的目的就在于允许各州拒绝承认可能在夏威夷缔结的同性婚姻。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承认同性婚姻后，马萨诸塞州议会2004年3月采纳一项禁止同性恋婚姻的州宪法修正案草案，尽管这项修正案还需经过两次投票才能通过，即使通过也要到2006年底才能生效。布什总统主张修改宪法，从联邦法的高度禁止同性恋结婚；截止 2004年11月2日结束的美国全民选举和公投中，有十一个州进行了关于同性婚姻修宪的投票，并且都通过了排斥同性婚姻的州宪法修正案。[19]所以佛蒙特州高院的审慎进路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也就是说认为同性伴侣有权得到本州对异性伴侣所有的利益和保护，并且让州立法机关去起草合适的法律，后来州立法机关创立了“ 民事结合（civil union）”。艾斯克瑞奇认为综合这些案件的教训，有时候法院拒绝非主流的权利是为了将来更有效的实施：“延迟正义不等于拒绝正义，有时候权利踏着像小猫那样轻的脚步走过来。”而事实上“民事结合”的弊端也很明显，同性伴侣没有办法享受联邦的权利如同性伴侣的移民权，而且不能得到别的州的承认，所以艾斯克瑞奇认为这是同性伴侣中的“隔离但平等”机制。（第198——199页）而这种不能正名的婚姻本身就体现了对于同性伴侣的歧视，甚至污名，因为生怕他们玷污了婚姻的神圣。而作者反驳了这种担心，作者认为在联邦的意义上修宪来保持传统婚姻模式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多反对同性婚姻的议员也认为这应该是一州范围内的事，刚性宪法是很难进行宪法修订的，美国联邦宪法最近一次修正案第27修正案是在1789年提出的，203年以后才得以完成。更重要的是，一旦宣布同性婚姻的合法性，支持反对同性婚姻的攻守位置就发生了转换：第一次，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不得不承认被放在了这样一个位置，即他们正在试图剥夺同性恋的基本宪法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障碍，焚烧国旗比同性婚姻更不受欢迎……再也不能说婚姻绝对是两性结合是自然的不言而喻的，再也不能说对同性婚姻的倡导是一场边缘的运动。（第204—205）实际上这样的微妙转换也一直在暗中进行，支持传统婚姻的一方已经是在用“捍卫婚姻”这样的语调了，异性垄断婚姻模式没有受到真正挑战的国家才是同性婚姻真正的边缘化，而这种对同性婚姻的态度很类似于美国军队里对同性恋的态度：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要真正摆脱边缘化还是要靠时间来消磨掉各种歧视和污名，但是权利的取得有可能走的更快，在堕胎案里可以看到大众态度的复杂，当57％的美国公众认为堕胎就是谋杀，同样一半多的人认为妇女有权利选择堕胎。（第206页）所以如果人们认为堕胎就等于谋杀还能支持堕胎权，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也可能在实践中宽容不对任何人造成直接伤害的同性婚姻。[20]所以正如法院对焚烧国旗的保护没有阻止人们对国旗的自豪，对同性婚姻的司法保护也不会降低婚姻在美国人心中的位置，而且这将意味着法律平等保护的承诺落到了实处。 同性婚姻、后现代、中国语境同性恋问题常常和后现代思潮相联系，后现代法学中除女权主义法学流派外，还有同性恋法学，尽管后者的影响要小一些，不过同性恋问题却不必然是后现代问题，在一本介绍美国宪法的专著里，作者在谈到同性恋问题时用的标题是：后现代的困惑？同性恋问题。 [21]而所谈的问题却主要是同性恋的非罪化、平等保护这样的同性恋权利问题，这是典型的现代性视角，而本书关于同性婚姻的论证也是典型的现代性进路，论证的指向主要是传统的保守思想，而在同性婚姻的问题上，后现代思路也是不容忽视必须要面对的。后现代思路认为同性婚姻本身就是保守的，因为它接受了婚姻的价值，对于主流价值有着太多妥协，所以不应该是异性恋同化同性恋，而是同性恋同化异性恋，同性恋之间的性交往模式应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艾斯可瑞奇教授大致对同性婚姻意识形态的几个派别做了如下的梳理：前现代关于自然性别角色的理论激发了虔诚的传统主义者的抗议，现代自由主义强调个人选择自由的理论是支持同性婚姻的支柱，后现代强调自由选择之上还有压迫性的文化限制，这使得他们反对同性婚姻。[22]同性恋问题上的后现代意识集中体现在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中，这种理论反对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和异性恋这样的二元对立，向社会的“常态”挑战，反对仅仅把婚内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每一个人的性别身份都是不固定的，流变的，这种理论不仅要颠覆异性恋的霸权，而且要颠覆同性恋的正统观念，既然传统的家庭模式固化了性别压迫，那么传统家庭价值也是压迫性的。[23]美国的性道德一直以婚内一夫一妻的生殖性活动为核心，人们担心同性恋的性规范向传统家庭模式“投降”将会使得不愿意不能够进入婚姻的群更加边缘化，所以酷儿理论拒绝异性文化的规范作为酷儿生活标准，多元的性生活值得同样的尊重，反对国家表达对不同类型的性的尊重或者合法性授权。同志运动是要挑战管制体系而不是接受管制，而同性婚姻寻求国家的承认、合法化和正当化怎么可能会不对其他群体造成不承认、不正当、不合法的效果。 [24]从现代主义的立场我们当然可以有很多回应，比如对同性婚姻的承认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性别的僵化模式，而非酷儿理论所认为的固化了传统模式，否则你就不可能解释传统主义为什么那么反对同性婚姻，而同性的结合也为异性恋创造了新模式，佛蒙特州“民事结合”的模式就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登记伴侣关系一样，可以适用于不愿意进入婚姻的异性恋之间的松散的同居模式，这不就是酷儿理论所追求的构建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吗？更重要的是有很多同性恋希望能够进入婚姻，而这样的诉求不能仅仅以“中了异性恋霸权的毒”来解释，追求创造性的酷儿理论家们只看到人的喜新厌旧一面，忽视了人追求安全稳定的一面，中国“少年夫妻老来伴”、“满堂子孙不如半路夫妻”的说法验证了人对家庭的需要除了财产、孩子和性之外的情感需求。这种需求是很现实的，并非是压迫文化的虚妄产物。更何况保守主义中的洞见也向我们展示了人对于传统的依赖有着“理性不及”的一面，谁可以和传统完全一刀两断呢？不过我虽然不同意酷儿理论的前卫、不向传统做任何妥协的激进，我却欣赏对传统所做的批判，这展示了传统婚姻必须要改变。也就是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同性恋不再是罪，当同性恋也不再是病，当同性恋的性权利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非婚同居、性交易、性乱交都是同主流道德不相吻合的，那么如果拒绝了同性婚姻，同性恋还能怎么做？详见 /Freepaper/_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