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姻状况看近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伴随家庭内夫妻平权现象，男性开始承担家务劳动。

编者按

两性权力关系是两性平等和家庭和谐的重要内容。在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即将到来之际，《新女学周刊》特邀专家对当下中国家庭内夫妻权力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家庭夫妻平权基本态势下仍存在性别差距，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是夫妻获得家庭权力的首要因素，此外，社会性别角色的塑造对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的权力获得具有深远影响。

■ 李静雅

两性权力关系是两性平等和家庭和谐的重要内容。研究发现，社会性别角色的塑造对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的权力获得具有深远影响，也是造成家庭领域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所在。笔者以福建省《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为依据，对夫妻权力关系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夫妻平权基本态势下的性别差距

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变革，妇女就业人数日益增加，女性的教育程度、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性的资源和地位关系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家庭文化和夫妻互动规范也受到现代化之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致在中国坊间闲谈中，“家中都是老婆说了算”的话语常不绝于耳，“妻管严”“耙耳朵”等另类称呼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夫妻关系的“与时俱进”。

然而，笔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夫妻权力关系领域还隐藏着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其一，夫妻权力关系的性别差距依然十分明显。

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夫妻平权是现代家庭权力格局的基本态势。尽管如此，笔者分析发现：丈夫的家庭实权（3
8.5%）在整体上仍比妻子（13%）多2
5.5个百分点，可见夫权优势之明显。不仅如此，除了“家庭日常开支决策权”外，其他各项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基本上是以丈夫为主导，尤其是在诸如买房/盖房、投资/贷款、购买大件物品等家庭重大事务的决定权方面，丈夫表现出明显的权力优势；而妻子在日常开支和孩子升学/择校等家庭生活的非重大事务上拥有比其他方面相对更多的权力，但妻权的优势也仅限于此。
因此，从长远来看，我们不能满足于当前性别平等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而应看到家庭中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依然任重而道远的事实。

其
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对性别权力差距的影响依然明显。

统计显示，在关于性别角色分工的问题上，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依然有较大市场，尤其是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略有复归传统的趋势。2000年男性对于“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的传统观念选择“非常同意”（2
2.4%）和“比较同意”（3
5.7%）的比例为5
8.1%，比同期的女性（50.1%）多8个百分点；而2010年男性选择“非常同意”（
1
5.6%）和“比较同意”（4
6.3%）的比例上升为6
1.9%，比2000年增加
3.8个百分点，较同期女性持同意观点的比例（51%）多
10.9个百分点，可见男性在两性角色定位上略有回归传统的趋势。对性别分工的认识是性别观念在社会中的具体表现，数据显示过半数居民仍支持“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期待，可见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影响仍十分深远。

此外，关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居民的赞同程度总体上也较十年前有明显上升，而且两个时期的调查中女性对此的认同程度均高于男性，尤其是女性对该观点的赞同程度的增长幅度超过男性
5.2个百分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看出当前女性性别角色定位的现代化程度依然薄弱，女性发展缺乏主体性，甚至一些知识女性在双重角色的矛盾中也有选择回归传统的心理偏好。

总之，尽管女性已经在经济和文化上为摆脱“他者”的身份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就女性整个群体而言，自我主体意识仍有待提升。

夫妻权力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现实生活中可视为权力来源的因素有许多，那么家庭中的权力根源究竟来自哪些因素呢？

从早期的绝对资源理论和交换理论，到后来父权制视角下的文化规范理论以及文化背景下的资源决定论的“规范-资源”解释框架，再到后现代语境，学界对夫妻权力关系的研究和分析逐步朝批判和重整的趋势发展。笔者研究发现，当资源和文化对夫妻权力关系共同发挥作用时，资源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强烈，文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也更复杂。

首先，经济因素对夫妻家庭权力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为显著，经济贡献越大，在家庭中拥有的权力越大。资源假设理论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有很强的解释力，个人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显著影响其在家庭中的各种权力。

第
二，文化规范对夫妻权力的影响因地区和性别不同而具有不同效应。就地区文化而言，城市家庭的权力分配更趋于平权模式；就个人文化而言，接受现代教育能提高个人的平权意识，女性通过受教育可以获得更多家庭重大事务的决定权。相应地，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让渡传统性别文化所赋予他的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可见文化教育可以通过对两性夫妻权力发挥各不相同的作用来最终推进性别平等的实现。

第
三，在控制其他交互作用的影响下，家务劳动作为一种对家庭的投入和付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女性家庭权力的获得。女性能够通过家务劳动获得更多家庭日常事务决定权，但如果教育程度相同或对家庭经济贡献相同的人，其承担家务劳动越多反倒会是权弱的表现。相对于经济贡献而言，家务劳动对夫妻权力的影响更为微妙，且未必能带来家庭实权的增加。

夫妻权力获得途径的差异

通过对夫妻权力影响因素模型的分性别比较，笔者发现夫妻权力的获得途径既存在性别差异，又有很多一致性。

首先，抚养孩子数量和婚龄长短对夫妻家庭权力的获得有不同影响。女性的权力主要来自伴侣的尊重、倾听和支持，但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妻子权力会随着抚养孩子数量的增多和婚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但丈夫权力却呈现相反的上升趋势。

其次，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家庭必要的经济贡献都是其获得家庭认可和获得家庭权力的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而生育孩子、家务劳动等因素都不能成为权力的来源。然而这种看似对男女不加区别的“公平”对待却严重影响了女性对家庭权力的获得，而随着女性的独立和自强，男性也在承受着来自“性别”的压力，比如对于同样经济贡献的男性而言，家务劳动多的人反而并不会得到更多的权力（当然这不见得是件坏事），这个结论可能让很多希望帮助妻子做家务的男人望而却步，尤其是当他坚持传统的性别观念而维护所谓的“男性尊严”时，对家庭的关心甚至可能使其成为笑柄，这也让不少男性陷入“最重要的是做事业”的困境。

最后，传统性别观念是导致性别不平等和阻碍女性获得家庭权力的重要因素。传统性别观念使男性获得更多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而使女性失去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就现阶段来说，女性的性别观念越倾向于平等，越有利于其在家庭中获得独立的个人自主权。在夫妻关系中，平等的性别观念也更有可能产生平权的家庭模式。

从婚姻状况可以看出近代妇女的地位提高了，有了自我意识，独立性更强。

从婚姻状况看 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取代了整个天 ，嗯 原来的妇女是 没有地位的 ，后来社会在进步 他们发展到了女性是半边天 ，现金近代社会很多妇女的地位已经称霸整个天

从婚姻状况来看近代妇女的社会地位肯定是提升的，因为古代是没有选择婚姻的权利但是现代结婚是相对比较自由的而且女性的地位也很高。

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变革，妇女就业人数日益增加，女性的教育程度、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性的资源和地位关系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家庭文化和夫妻互动规范也受到现代化之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致在中国坊间闲谈中，“家中都是老婆说了算”的话语常不绝于耳，“妻管严”“耙耳朵”等另类称呼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夫妻关系的“与时俱进”。

从婚姻状况看，近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是越来越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妇女真的起了家庭主要成员的作用。

从现在的婚姻状况看近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应该是非常高的因为现在男女都已经平等了所以女人也有自己的事业在做

近代妇女地位逐渐上升，虽然女性在婚姻家庭中付出比重仍然很大，但是比起以前，女性更有话语权。

婚姻状况看近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现代的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都非常高，因为现在是男女都平等了，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两性权力关系是两性平等和家庭和谐的重要内容。研究发现，社会性别角色的塑造对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的权力获得具有深远影响，也是造成家庭领域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所在。笔者以福建省《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为依据，对夫妻权力关系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夫妻平权基本态势下的性别差距

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变革，妇女就业人数日益增加，女性的教育程度、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性的资源和地位关系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家庭文化和夫妻互动规范也受到现代化之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致在中国坊间闲谈中，“家中都是老婆说了算”的话语常不绝于耳，“妻管严”“耙耳朵”等另类称呼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夫妻关系的“与时俱进”。

然而，笔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夫妻权力关系领域还隐藏着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其一，夫妻权力关系的性别差距依然十分明显。

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夫妻平权是现代家庭权力格局的基本态势。尽管如此，笔者分析发现：丈夫的家庭实权（3
8.5%）在整体上仍比妻子（13%）多2
5.5个百分点，可见夫权优势之明显。不仅如此，除了“家庭日常开支决策权”外，其他各项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基本上是以丈夫为主导，尤其是在诸如买房/盖房、投资/贷款、购买大件物品等家庭重大事务的决定权方面，丈夫表现出明显的权力优势；而妻子在日常开支和孩子升学/择校等家庭生活的非重大事务上拥有比其他方面相对更多的权力，但妻权的优势也仅限于此。
因此，从长远来看，我们不能满足于当前性别平等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而应看到家庭中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依然任重而道远的事实。

其
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对性别权力差距的影响依然明显。

统计显示，在关于性别角色分工的问题上，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依然有较大市场，尤其是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略有复归传统的趋势。2000年男性对于“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的传统观念选择“非常同意”（2
2.4%）和“比较同意”（3
5.7%）的比例为5
8.1%，比同期的女性（50.1%）多8个百分点；而2010年男性选择“非常同意”（
1
5.6%）和“比较同意”（4
6.3%）的比例上升为6
1.9%，比2000年增加
3.8个百分点，较同期女性持同意观点的比例（51%）多
10.9个百分点，可见男性在两性角色定位上略有回归传统的趋势。对性别分工的认识是性别观念在社会中的具体表现，数据显示过半数居民仍支持“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期待，可见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影响仍十分深远。

此外，关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居民的赞同程度总体上也较十年前有明显上升，而且两个时期的调查中女性对此的认同程度均高于男性，尤其是女性对该观点的赞同程度的增长幅度超过男性
5.2个百分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看出当前女性性别角色定位的现代化程度依然薄弱，女性发展缺乏主体性，甚至一些知识女性在双重角色的矛盾中也有选择回归传统的心理偏好。

总之，尽管女性已经在经济和文化上为摆脱“他者”的身份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就女性整个群体而言，自我主体意识仍有待提升。

夫妻权力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现实生活中可视为权力来源的因素有许多，那么家庭中的权力根源究竟来自哪些因素呢？

从早期的绝对资源理论和交换理论，到后来父权制视角下的文化规范理论以及文化背景下的资源决定论的“规范-资源”解释框架，再到后现代语境，学界对夫妻权力关系的研究和分析逐步朝批判和重整的趋势发展。笔者研究发现，当资源和文化对夫妻权力关系共同发挥作用时，资源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强烈，文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也更复杂。

首先，经济因素对夫妻家庭权力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为显著，经济贡献越大，在家庭中拥有的权力越大。资源假设理论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有很强的解释力，个人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显著影响其在家庭中的各种权力。

第
二，文化规范对夫妻权力的影响因地区和性别不同而具有不同效应。就地区文化而言，城市家庭的权力分配更趋于平权模式；就个人文化而言，接受现代教育能提高个人的平权意识，女性通过受教育可以获得更多家庭重大事务的决定权。相应地，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让渡传统性别文化所赋予他的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可见文化教育可以通过对两性夫妻权力发挥各不相同的作用来最终推进性别平等的实现。

第
三，在控制其他交互作用的影响下，家务劳动作为一种对家庭的投入和付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女性家庭权力的获得。女性能够通过家务劳动获得更多家庭日常事务决定权，但如果教育程度相同或对家庭经济贡献相同的人，其承担家务劳动越多反倒会是权弱的表现。相对于经济贡献而言，家务劳动对夫妻权力的影响更为微妙，且未必能带来家庭实权的增加。

夫妻权力获得途径的差异

通过对夫妻权力影响因素模型的分性别比较，笔者发现夫妻权力的获得途径既存在性别差异，又有很多一致性。

首先，抚养孩子数量和婚龄长短对夫妻家庭权力的获得有不同影响。女性的权力主要来自伴侣的尊重、倾听和支持，但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妻子权力会随着抚养孩子数量的增多和婚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但丈夫权力却呈现相反的上升趋势。

其次，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家庭必要的经济贡献都是其获得家庭认可和获得家庭权力的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而生育孩子、家务劳动等因素都不能成为权力的来源。然而这种看似对男女不加区别的“公平”对待却严重影响了女性对家庭权力的获得，而随着女性的独立和自强，男性也在承受着来自“性别”的压力，比如对于同样经济贡献的男性而言，家务劳动多的人反而并不会得到更多的权力（当然这不见得是件坏事），这个结论可能让很多希望帮助妻子做家务的男人望而却步，尤其是当他坚持传统的性别观念而维护所谓的“男性尊严”时，对家庭的关心甚至可能使其成为笑柄，这也让不少男性陷入“最重要的是做事业”的困境。

最后，传统性别观念是导致性别不平等和阻碍女性获得家庭权力的重要因素。传统性别观念使男性获得更多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而使女性失去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就现阶段来说，女性的性别观念越倾向于平等，越有利于其在家庭中获得独立的个人自主权。在夫妻关系中，平等的性别观念也更有可能产生平权的家庭模式。